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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课程
——《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余秋雨
一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稍稍
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
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
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
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
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
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
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
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
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
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
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
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
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
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
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
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
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
，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
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
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
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
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
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进发，这种迸
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
，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
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
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
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
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
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魁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
担大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
；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
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他说完自己想说的
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便在弥留
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
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
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
，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
，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
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
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
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
，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二
翻阅这份听课笔记时我还留有一点担心，生怕这位叫莫里的老人在最后的课程
中出现一种装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装扮，不管是稍稍夸张了危急还是稍稍夸张了乐
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让人不安。
莫里老人没有掩饰自己的衰弱和病况。学生米奇去听课时，需要先与理疗师一
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
而硬化，不能呼吸。请想一想，学生用拳头一下一下重重地叩击病危老师裸露的背
，这种用拳头砸出最后课程的情景是触目惊心的，没想到被砸的老师喘着气说：“
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Ｂ！再来一下
重的！”
——读到这样的记述，我就放心了。莫里老人的心态太健康了，最后的课程正
是这种健康心态的产物。
他几乎是逼视着自己的肌体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
儿，步步为营，逐段摧毁，这比快速死亡要残酷得多，简直能把人逼疯。然而莫里
老人是怎样面对的呢？
他说，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
强烈。
他觉得也终于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体的机会，而以前却一直没有这么做。
对于别人的照顾，开始他觉得不便，特别是那种作为一位绅士最不愿意接受的
暴露和照顾，但很快又释然了，说：
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的
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
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
这就像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都有过
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
份乐趣罢了。
这种心态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剧，然而作为教师，他又必须把这种化解上升为
课程。他对学生说，有一个重要的哲理需要记住：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
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总会来，你为此担惊受怕，却又拒绝不了它，那还会有幸福
吗？他由此得此结论：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
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子做个孩子；当我
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
权力。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
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
这真是一门深刻的大课了。环顾我们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视青春，或炫耀强
壮；有的中年人或揽镜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讳年龄，或倚老卖老…
…实在都有点可怜，都应该来听听莫里老人的最后课程。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莫里老人虽然参透了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恭
恭敬敬地体验，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备课。体验什么呢？体验死亡的来临。他
知道这是人生课程中躲避不开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前却无法预先备课。就在临终前
的几天，他告诉学生，做了一个梦，在过一座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感觉
到我已经能够去了，你能理解吗？”
当然能理解，学生安慰性地点头，但老人知道学生一定理解不深，因为还缺少
体验，于是接下来的话又是醍醐灌顶：如果早知道面对死亡可以这样平静，我们就
能应付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学生问。
——与生活讲和。
一个平静而有震撼力的结论。
在死亡面前真正懂得了与生活讲和，这简直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审美现场。莫里
老人说，死亡是一种自然，人平常总觉得自己高于自然，其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
了。那么，就在自然的怀抱里讲和吧。
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莫里的境界时时让人家喜悦。那
天莫里设想着几天后死亡火化时的情景，突然一句玩笑把大家逗乐了：“千万别把
我烧过了头。”
然后他设想自己的墓地。他希望学生有空时能去去墓地，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学生说，我会去，但到时候听不见你的说话了。
莫里笑了，说：到时候，你说，我听。
山坡上，池塘边，一个美丽的墓地。课程在继续，老师闭眼静躺，学生来了，
老师早就嘱咐过：你说，我听。说说你遇到的一切麻烦问题，我己作过提示，答案
由你自己去寻找，这是课外作业。
境界，让死亡也充满韵味。
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三
描画至此，我想人们已可想象这门最后课程的主要内容。
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更觉得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告诉学生
和社会。
他不希望把最后发现的“重大问题”留给只听不说的静宁墓地。这个重大问题
，简单说来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
，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什么误导呢？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
。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
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
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
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
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
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
；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演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官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
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
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
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
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
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想拥有物质而
不可能，在权位和虚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餍足，其后果比物质追求更坏
，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经济生活逐步展开，原先的追求并不减退，又快速补
上物质的追求，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里老人想呼吁人们阻断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
他认为躲避这种文化灌输不是办法，实际上也躲不开。躲不开还在躲，那就是
虚伪。
唯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莫里老人很温和，不想成为破旧立新的闯将。他说，在文化的一般性生活准则
上，我们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
；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
关爱等等，必须自已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任何能言善辩的旁人和从者如云
的诱惑，来代替自己的选择，简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闹剧”。
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
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他想来想去，最满意
的安排是这样的：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
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
，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
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
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
，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老人回答：“就这些。”不可能再有
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享受奇
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大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
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
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因无聊而受到嘲弄；真
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放到
了人生追寻的中心。在莫里看来，只要明白了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就会走向关爱和
奉献，他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莫里老人对爱的呼唤，总是强调社会的针对性：
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
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
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
造。
我忍不住摘录了莫里老人的这么多话，我想人们如果联想到这些话字字句句出
自一个靠着重力敲打才能呼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会同样珍惜。他的这些话是说给
学生米奇听的，米奇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目的是为了不让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
奇的眼神一定有点慌乱，因为他毕业后狠命追求的东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摈弃的，而
老人在努力呼吁的东西，自己却一直漠然。老人发现了学生的神情，因此讲课变成
了劝告：
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
你，如果你想对社会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
地位往往使你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看了学生一眼，问：“我就要死了，是吗？”学生点头
，他又问：“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呢？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
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
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
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这样，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本质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莫里老人最后课程的主
旨。
因此，学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态不仅仅是心理调节的结果，他有一种更大的
胸怀。床边的人在为他的病痛难过，他却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结
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转化成了关爱；学生不止一次发现，原来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让
他看新闻，而他却突然扭过头去，为新闻中半个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泪。
四
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
。因此，请原谅他把最后的课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时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刚刚才
获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老友曾让自己
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现在莫里一回想，无
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
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
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
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己当
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
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
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
室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
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
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既能在任何时候准备讲课内容，又
能在任何情况下设计讲课环境，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师，瘦小的莫里当之无愧。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己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
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
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正要搁笔，脑海中怎么也挥不去远方老人的身影。他在调皮地眨眼，说“我早
就知道你想打我”，说“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在另一个
意义上把他“烧过了头”，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课程。是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
教师，讲了一辈子课，最后一课有关人生。
一九九八年十月，成都府南河畔
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
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
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
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
出问题。你还要不时于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
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
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
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
那是1979年的春未，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
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
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
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
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
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
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
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
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
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
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
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
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
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
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
。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
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
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
的Ｔ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
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注 1）。他扭动、旋转着身体，
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
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
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
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
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
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
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
。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
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
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
，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
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
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 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
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
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注2）。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
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 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帐户。外面阳
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
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
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
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
己好像掉人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
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
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
里，人们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
，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
。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
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
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
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
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 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融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
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法再站
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
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
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
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
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
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
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
。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
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抽水
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
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气，吸
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
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
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
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
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
，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
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
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
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
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
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
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
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
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
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
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
——————————————————————
（注1）源于哈莱姆区的一种黑人舞蹈，流行于三十和四十年代。
（注2）卢·格里克是美国棒球运动员，患此症病故。后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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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现在，我必须交代一下自从那个夏日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我那位可亲、睿智的教
授。并答应和他保持联系后我所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和他联系。
事实上，我同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个和我早晨
一起醒来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几年把我磨炼成了另一个人，他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当
年离开校园准备去纽约向全世界贡献才智的年轻人的影子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吸引人。我浑浑噩噩地打发着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
：付房租，看广告，寻思着生活为何不向我开绿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
（我那时在弹钢琴），但几年昏暗。空虚的夜总会生活，从不兑现的允诺，不断拆
散的乐队以及除了我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终于使我的梦想变了味。我第一次在
生活中成了失败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死亡。我最亲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那个
为我取名、教我音乐、教我驾驶，和我开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个在
我眼里仍是个孩子，也是我长大后要学习的楷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死于了胰腺
癌。他是个矮小、漂亮的男人，长着浓浓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一直陪伴
着他，我住在他楼下的一间公寓里。我看着他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后又
开始浮肿，看着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体趴在餐桌上，手按着肚子、闭着眼睛，嘴
巴痛得都变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那稣！”其余的人
——我舅妈，他两个年少的儿子，以及我——则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着盘子，眼
睛躲避着这痛苦的场面。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阳台上。天气很暖和，微风习
习。他望着远处，从牙缝里硬挤出几句话来，他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子读下一个学期
了，问我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我让他别这么说。他哀伤地望着我。
几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葬礼之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感觉到时间突然变得宝贵起来，年华似水，而
我却追赶不上。我不再去空着一半座位的俱乐部弹琴，不再呆在屋子里写那些没人
要听的歌。我又回到了学校，读完了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找到了一份体育记者
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转而开始写那些渴望成名的运动员。我给报纸和
杂志专栏撰稿。我夜以继日、没有节制地工作着。我早上醒来后，刷完牙便穿着睡
衣坐到了打字机前。我舅舅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后来十分怨恨这份工作——天
天老一套——于是我发誓不要有他那样的结局。
我从纽约又跳槽到佛罗里达，最后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当《底特律自由报
》的专栏作家。这个城市对体育有着疯狂的需求——它有职业的橄榄球队。篮球队
。棒球队和冰球队——这给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机会。几年后，我除了撰写体
育报道评论外，还开始写体育方面的专著，制作广播节目，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
，对暴富的橄榄球明星和好矫饰的大学体育活动评头论足，我成了淹没这个国家的
传媒风暴的一部分。人们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开始买房。我买了一幢山间别墅。我买了汽车。我投资股市并建
立了有价证券组合。我就像一辆推到最高挡速的车子运行着，任何事情我都规定了
最后日期。我玩命似地锻炼身子，发疯似地开着汽车。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期望值
。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宁的黑发姑娘，她很爱我，不嫌弃我毫无时间规律的工作。
经过七年的恋爱我们结了婚。婚后一个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里。我对她说——也
是对自己说——我们会生儿育女成立一个家庭的，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却
遥遥无期。
相反，我仍热衷于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
我可以在未日到来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后的快乐。我认为舅舅的厄运也将是我命中
注定的结局。
至于莫里？是的，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
处”。但这一切总显得有些遥远，似乎来自另一种生活。这几年里，凡是从布兰代
斯大学寄来的邮件都被我扔进了废纸篓，我认为它们无非是来募捐的。因此我毫不
知晓莫里得病的情况。那些能告诉我的人早已被我遗忘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早已束
之高阁，埋在了顶楼小屋的某个盒子里，
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随手调换电视频道时偶尔听见了那几句话，我的生活仍会这
样继续下去。
视听教学
1995年的 3月，一辆小客车带着美国广播公司“夜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特德
·科佩尔驶到了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莫里家外面覆盖着积雪的路缘上。
莫里现在整天坐着轮椅，他已经习惯了让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
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难的事。他
的两腿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丧。相反，他的思维比以前更加活跃。他把自己的思想
随手写在黄拍纸簿，信封。文件夹或废纸上。他片言只语地写下了自己对在死亡的
阴影下对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
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
没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条这样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们谈论起它们。布兰
代斯大学一位名叫毛里·斯但因的教授深深地被这些话语所感动，于是就把它们寄
给了《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一名记者，后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标题是：
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的死亡
这篇文章被“夜线”节目的制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华盛顿的科佩尔手
里。
“读读这篇东西，”制作人对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摄制人员来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科佩尔的小客车停在
了莫里家的门口。
莫里的几个朋友和家人一起等着见科佩尔，当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进屋
子，他们都兴奋地骚动起来——只有莫里是例外，他坐着轮椅上前，扬起眉毛，用
他尖细、富有音调的话语声打断了眼前的喧闹。
“特德，在我同意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得对你作些考查。”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寂之后，两个人进了莫里的书房。
“我说，”门外有一个朋友说，“希望特德不会使莫里太难堪。”
“我希望莫里别使特德太难堪，”另一个说。
书房里，莫里示意科佩尔坐下。他两手交叉着搁在腿上，对科佩尔笑笑。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莫里问。
“最关心的？”
科佩尔端详着眼前这位老人。“好吧，”他谨慎他说，他谈起了他的孩子，他
们是他最关心的，不是吗？
“很好，”莫里说。“现在谈谈你的信仰。”
科佩尔觉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个只相见了几分钟的人谈论这种话题
。”
“特德，我快要死了，”莫里从眼镜的后面盯着对方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
科佩尔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对他很有影响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的
话。
莫里点点头。
“现在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科佩尔说，“你看过我的节目吗？”
莫里耸耸肩。“大概看过两次。”
“就两次？”
“别感到不好受。‘奥普拉’我也只看过一次。”
“唔，那两次你看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莫里有些迟疑。“说真话？”
“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自恋狂。”
科佩尔哈哈大笑。
“我这么丑还配自恋？”他说。
不一会，摄像机在客厅的壁炉前转动起来，科佩尔身穿那件挺括的蓝西装，莫
里则还是那件皱巴巴的灰毛衣。他不愿为这次采访而特意换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
他的哲学是，死亡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愿为它涂脂抹粉。
由于莫里坐在轮椅上，摄像机一直拍不到他那两条萎缩的腿。加上他的手还能
动——莫里说话时总喜欢挥动双手——因此他显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阐述如何面对生
命的终结。
“特德，”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问自己，‘我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退出
生活舞台呢，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我决定活下去——至少尽力去那么做——像我
希望的那样活下去，带着尊严、勇气、幽默和平静。
“有时早上醒来我会暗自流泪，哀叹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
的时候。但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我起床后便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经能应付了。可我能继续应付下去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自
己押这个宝。”
科佩尔看来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问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错了名字，他很快纠正了自己。“我是说特德
……”
“这句话引出了羞怯感，”科佩尔大笑着说。
两人还谈到了来世，谈到了莫里对别人越来越多的依赖性。他现在吃、坐、移
动都需要有人帮助。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他最怕的是
什么。
莫里迟疑了片刻。他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种事。
科佩尔说没关系。
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
，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
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
“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
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
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
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荫道。课堂上只
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
（注 2）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
这门课。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
灯芯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
（注1）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
（注2）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看舒适的方头鞋。
入 校
当我那辆租来的车子拐上莫里在波士顿一个僻静的郊区西纽顿的那条街时，我
手里握着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间夹着一只手机。我正在跟一个电视制片人谈一个
节目。我的眼睛在数字钟一离我返回的班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和树木成行的街
道上那些邮箱号码之间跳来跳去。车上的收音机打开着，那是新闻台。这就是我的
生活节奏，一心可以五用。
“把带子倒回去，”我对制片人说，“让我把那部分再听一遍。”
“好的，”他说，“稍等片刻。”
突然，那幢房子跃人了我的眼帘。我踩下刹车，咖啡晃出了杯子。车停下后，
我瞥见了车道上的那棵日本大槭树和它旁边坐着的三个人。坐在两边的是一个年轻
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中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莫里。
一看见我的老教授，我惊呆了。
“喂广制片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你还在听吗？……”
我有十六年没有见到他。他的头发更稀了，几近花白，形容枯槁。我突然感到
我还没有准备好重逢——至少，我眼下还得先应付完这个电话——我希望他并没有
注意到我的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再驶过几个街区，办完我的公事，做好心理准备
。但莫里，这位我曾经是那么熟悉但现在又是那么陌生、那么憔悴的老人，此时正
对着车子在微笑。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等待着我从车子里出现。
“喂，”制片人又在喊。“你在听吗？”
为了我们多年的相处，为了莫里曾经给予我的那份体贴和耐心，我应该丢掉电
话，跳出车子去拥抱他，去吻他。
但我没那么做。我关掉了引擎，蹲伏下身子似乎在找东西。
“是的，我在听，”我压低嗓门继续同制片人在交谈，直到把事情谈妥。
我做了我最擅长的事情。我仍在关心我的工作，尽管来日无多的老教授在他门
前草坪等着我。我并不引以为自豪，但这正是我所做的。
五分钟后，莫里拥抱了我，他稀松的头发擦过我的脸颊。我告诉他刚才我在找
钥匙，所以在车里呆了那么久。我更用力地抱住他，似乎想挤碎我的小谎言。虽然
春天的阳光暖融融的，他却穿着一件风衣，腿上还盖着毯子。他嘴里发出一股淡淡
的酸味，那是正在服药的人常有的一种气味。由于他的脸凑得离我很近，我能听见
他吃力的呼吸声。
“我的老朋友，”他轻声说，“你终于回来了。”
他倚着我摇晃着身子，始终没和我分开。当我俯下身去时，他的手抓住了我的
肘部。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能保持着这份感情，我感到十分惊讶。但再一想。正
由于我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了一堵石墙，所以我会忘记我们曾有过的亲密
，我记起了毕业的那天，记起了那只皮包和我离开时他的泪花。但我没有流露出来
，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他记忆中的赠送他礼物的好学生了。
我所希望的是，我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蒙住他的眼睛。
进屋后，我们坐在一张胡桃木的餐桌旁，靠近一扇能望见邻居宅院的窗户。莫
里在轮椅上不停地动，想使自己坐舒服些。他想请我吃点什么，这是他的习惯，我
说好的。助手中有一位名叫康尼、长得很结实的意大利女人端上了切好的面包。土
豆，以及放有鸡肉色拉。鹰嘴豆泥和小麦色拉的盘子。
她还拿来了药片。莫里朝它们看看，叹了口气。他的眼睛凹陷得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深，颧骨也突得更出了。这使他显得更苍老——只有他笑的时候，那松垂的脸
颊才像帷幕一样收拢起来。
“米奇，”他轻声说，“你知道我离死期不远了。”
我知道。
“那好，”莫里吞下了药片，放下纸杯，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慢慢地呼出来。
“要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死亡是怎么回事？
“是的，”他说。
虽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开始了。
＊
那是我大学的第一年。莫里的年龄比大部分教师大，而我却比大多数学生小，
因为我提前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为了在校园里不显得稚嫩，我身着旧的灰色无领长
袖衫，常去当地的体育馆打拳，走路时还叼上一支没有，点燃的烟，尽管我不会吸
烟。我开的是一辆水星牌的破车，震耳的音乐声从没有摇上的车窗里传出来。我竭
力表现出粗野的个性——然而，莫里的和蔼吸引了我，而且，也正因为他没有把我
看成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孩子，于是我释然了。
我上完了他的第一门课，又选了他的另一门课程。他是个打分很宽松的教授，
不太注重分数。据说有一年，那是在越战期间，莫里给所有的男学生都打了 A，使
他们能获得缓役的机会。
我开始称呼他“教练”，就像我称呼高中的田径教练那样。莫里很喜欢这个绰
号。
“教练，”他说。“好吧，我会成为你的教练，你可以做我的上场队员。凡是
生活中美好但我又老得无法享受的东西，你都可以替我上场。”
有时我们一起在餐厅用餐。令我高兴的是，他比我还要不修边幅。他吃东西时
爱说话，还张大嘴笑，从他满嘴的鸡蛋色拉和沾着蛋黄的牙缝里传出富有激情的思
想。
他让我棒腹大笑。在我认识他的那段时间里，我最强烈的两个愿望是：拥抱他
和给他一张餐巾纸。
教 室
阳光从餐厅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硬木地板。我们在那儿已经谈了近
两个小时了。常有电话打来，莫里让他的助手康尼去接。她把所有打电话来的人的
名字记录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记簿上：朋友，默念师，讨论小组，想为某本杂
志给他拍照的摄影师。显然，我不是唯一有兴趣访问他的人——“夜线”节目使他
成了名人——但我还是对他有那么多的朋友而感到惊讶，甚至还有些忌妒。我回想
起大学时那些围着我转的“哥们”，他们如今在哪里呢？
“你知道，米奇，因为我是个快死的人，所以人们才对我感兴趣。”
你一直是个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并不好，我心里在想。
“原因在于，”他说，“人们把我视为一座桥梁。我不像以前那样活着，但我
又没有死……我类似于……介于两者之间。”
他咳嗽起来，随后又恢复了笑容，“我已经踏上了最后的旅程——人们要我告
诉他们该怎样打点行装。”
电话铃又响了。
“莫里，你能接吗？”康尼问。
“我正在接待我的老朋友，”他说，“请他们待会儿再打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热情。我几乎已经与十六年前离开了他的那个有出
息的学生判若两人。如果没有“夜线”节目，莫里也许到死也不会再见到我。对此
我没有任何正儿八经的理由，除了人人现在都会找的借口。我一心一意关心着自己
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么啦？我问自己。莫里尖细、嘶哑的嗓音又把我带回到了大学时代。我那
时视有钱为罪恶，衬衫加领带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枷锁，没有自由、貌似充实的生活
——骑着摩托。沐着清风，游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峦——并不是有意义的生活
。可我现在怎么啦？
八十年代开始了。九十年代开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秃顶接踵而来。我是
用许多梦想在换取数额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莫里却又在谈美妙的大学生活了，仿佛我只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
“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为社区贡献过什么吗？”
“你对自己心安理得吗？”
“你想不想做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来，我的心绪被这些问题彻底搅乱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曾
经发过誓，永远不为钱而工作，我会参加和平队（注1），去美丽的理想乐园生活。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雇同一个报社，进出同一家银行，光顾同
一家理发店。我已经三十有七，比做学生那会更有能耐，整天泡在电脑，调制解调
器和手机里。我专门写有关富有的运动员的文章，他们一般对我这样的人也是很在
意的。我在同龄人中己不再显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无领长袖衫或叼着没有点燃
的烟来作修饰。但我也不再有边吃鸡蛋色拉边长谈人生的机会。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然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感到不满足。
我怎么啦？
“教练，”我突然记起了这个绰号。
莫里面露喜色，“是我。我还是你的教练。”
他大笑着继续吃他的东西，这顿饭他已经吃了四十分钟。我在观察他，他手的
动作显得有点笨拙，好像刚刚在开始学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在颤
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费很大的劲，然后再咀嚼好一阵子才咽下去，有时食物还会
从嘴角漏出来，于是他得放下手里的东西，用餐巾纸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皮肤
上布满了老人斑，而且松弛得像一根熬汤的鸡骨头上悬着的鸡皮。
有一阵子，我们俩就这么吃着东西。一个是患病的老者，一个是健康的年轻人
，两人一起承受着房间里的寂静。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寂静，然而感到难堪
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开口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着也
同样令人悲哀。所以许多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
“唔，首先，我们的文化并不让人觉得心安理得。我们在教授一些错误的东西
。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
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要比我——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更不幸。
“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份
？”
他毫不自怜自哀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莫里，一个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
行走的人，一个再也不能去开门，不会自己擦干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
怎么会对命运表现出如此的乐于接受？我望着他费劲地使用着叉子，好几次都没能
叉起一块番前——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无法否认，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种
神奇的宁静，就像当年校园里的清风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表——习惯的驱使——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在想换一班飞机回去
。这时莫里做了一件至今都令我挥之不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会怎么死吗？”他问。
我扬起了眉毛。
“我会窒息而死。是的，由于我有哮喘，我的肺将无法抵御疾病的侵入。它慢
慢地往上跑。现在它已经侵蚀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会侵蚀到我的手臂和手。当
它侵蚀到我的肺部时………
他耸了耸肩膀。
“……我就完蛋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嗫嚅道，“嗯，你知道，我是说……你不会知道…
…”
莫里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米奇。你不必害怕我的死。我有过美好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迟早的事。我或许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别这么说，我紧张地打断了他。没人能预料——
“我能预料，”他轻声说。“甚至还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是一位医生教我的。”
测试方法？
“吸几口气。”
我照他说的做了。
“现在再吸一次，但这次当你呼气时，看看你能数到几。”
我快速地边呼气边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吐完这口
气时我数到了七十。
“很好，”莫里说，“你有一个健康的肺。现在看我做。”
他吸了口气，然后轻声、颤抖地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他停住了，气喘吁吁。
“当医生第一次让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能数到二十三。现在是十八。”
他闭上了眼睛，摇摇头。“我的油箱已经空了。”
我有些紧张地做了个拍大腿的动作。该结束这个下午了。
“再回来看看你的老教授，”当我拥抱着和他道别时莫里说。我答应我会来的
，这时我尽量不去想上一次我作一允诺的时刻。
＊
我在学校的书店买了莫里为我们开出的书，比如《青春》、《个性和危机》、
《我与你》、《分离的自我》等。这些书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进大学前我不知道人际关系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门学术性课程。在我遇到莫里
之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对书本的感情是那么真实且富有感染力。有时放学后，当教室里空无一人时
，我们开始作认真的交谈。他问及我的生活，然后引用艾里奇·弗罗姆、马丁·布
贝尔和埃立克·埃里克森的一些论述。他经常照搬他们的语录，然后再用自己的见
解作注脚。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个真正的教授，而不是长辈。有一天
下午，我在抱怨我这一代人的困惑：我分不清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什么是别人期
望你做的。
“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反向力？”他问。
反向力？
“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叉注定要去做另一件
事。你受到了伤害，可你知道你不该受伤害。你把某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尽管你
知道不该这么做。
“反向力，就像是橡皮筋上的移动。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它的中间。”
听上去像是摔跤比赛，我说。
“摔跤比赛。”莫里大芙起来。“是的，你可以对生活作类似的诠释。”
那么哪一方会赢？我问。
“哪一方会赢？”
他对我笑笑：眯缝的眼睛，不平整的牙齿。
“爱会赢。爱永远是胜者。”
————————————————————————
（注1）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1961年，去发展中国家
提供技术服务。
点 名
几个星期后我飞往伦敦。我是去报道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那是世界顶级的
网球比赛，也是少数几个没有观众喝倒彩，没人在停车场上喝得酪叮大醉的体育场
合之一。英国很暖和，多云的天气，每天早上我在网球场附近的林荫道散步，不时
碰见排着长队等退票的孩子以及叫卖草毒和冰淇淋的摊贩。网球场的大门外有一个
报刊亭，卖五六种套色的英国通俗小报。裸体女郎的特写照片、“拍拍垃圾”的皇
家新闻照片。星象算命书。体育杂志。抽奖比赛以及少量的时事新闻。他们把当天
的热门报道写在一块倚靠着报纸堆的黑板上，它们通常是：黛安娜与查尔斯不和或
加扎向球队要几百万！
人们很欢迎这些通俗小报，津津有味地读着那些小道新闻。前几次来英国时我
也这么做，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读到那些元聊的东西，我就会想起莫里
。我脑子里老是出现他在那幢长着日本槭树且铺着硬木地板的房子里数着他的呼吸
次数。挤出每一分钟时间去陪伴他所爱之人的情形。而我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那些
对我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什么电影明星啦，超级模特啦，有关迪公主，玛多娜或小
肯尼迪的传闻啦。说来也怪，虽然我悲叹莫里来日无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的充
实。我们为何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谓的琐事上？O·J·辛普森的案子在美国闹得
沸沸扬扬，人们为了收看这一报道而情愿放弃整个午饭的时间，还要再预录下来不
及看完的部分到晚上补看。他们并不认识辛普森，他们也不认识和这件案子有关的
其他人。然而他们却甘愿为此浪费掉时间，整日、整个星期地沉溺在他人的闹剧里。
我记起了上次见面时莫里说过的话：“我们的文化并不让我们感到心安理得。
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
莫里，就像他说的那样，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早在他患病之前就这么做了
。小组讨论，和朋友散步，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叫绿
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他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
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他情愿花时间去享享口
福和赏玩自然，而从不浪费在电视喜剧或周未电影上。他建立了一种人类活动的模
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这一模式充实着他的生活。
我也建立了我自己的文化：工作。我在英国干四到五份新闻媒体的工作，像小
丑一样地跳来跳去。我一天在电脑上要花八个小时，把报道传送回美国；此外我还
要制作电视节目，跟着摄制组走遍伦敦的每一个地方。我还要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
主持听众来电直播节月。这份负担确实够重的。几年来，我一直将工作视为我的伴
侣，把其它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在温布尔顿，我就在小小方方的工作台上用餐，权当完成任务。有一天，一群
发了疯似的记者拼命追踪阿加西和他那位有名的女友波姬·小丝，我被一个英国摄
影师撞倒了，他只咕哝了一声“对不起”便跑得没了人影，他的脖子上辇着巨大的
金属镜头。我不由地想起了莫里曾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
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慵慵的。这是
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
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想他是对的。
尽管我在反其道而行之。
公开赛结束了——我是靠无数咖啡才摔过来的——我关掉电脑，清理完工作台
，回到了住处打点行装。已经是深夜了，电视里早已没有了画面。
我飞回底特律，傍晚时才到达。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头倒在了床上。
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我那家报纸的工会举行了罢工。报社关闭了。
大门口站着纠察队员，请愿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作为工会的会员，我没有选择。我
突然之间、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老板处于对立面。工
会的头给我打来电话，警告我别同任何我以前的老总们接触，如果他们打电话来解
释，就挂断电话。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
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
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
电话和谣言传来，说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
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
。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了我
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
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
，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
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裤子
。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
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
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
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
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
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一件宽松的全棉衬
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
—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立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
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
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
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它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
的爱好。
“哈，这么多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
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
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
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
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明智的。
他有时要停下来上厕所，这得花上些时间。康尼把他推到卫生间，然后抱他离
开轮椅并在他小便时扶住他。他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乏。
“还记得我对特德·科佩尔说过的话吗，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了？
”他说。
我笑了。那样的时刻你是不会忘记的。
“唔，我想这一天就快来了。它令我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的最后界限：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但我在努力适应它
。我会尽力去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又要当一回婴儿了。”
这想法真与众不同。
“是啊，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
能料理银行的帐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
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这么说来，我既带着幽默又有些尖刻他说，我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关键就在
于不倒垃圾。
他大笑起来，于是我也释然了。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了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
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
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
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
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
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
…同情他们。”
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换一个话题，但他轻轻地拭了一下眼睛，挥手阻止了我
的念头。
“我现在老是哭，”他说。“没事的。”
真不可思议，我暗自在想。我在新闻媒体工作。我报道过死人的消息。我也采
访过那些不幸的家庭。我甚至还参加过葬礼。我从没哭过。可莫里却会为半个地球
之外的人流泪。是不是人之将死都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
剂，它令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彼此报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着手纸大声干咳起来。“你不会觉得奇怪吧，男人也流泪？”
当然，我脱口而出。
他咧嘴笑了。“嘿，米奇，说话别有顾忌，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流泪并
不是一件难堪的事。”
是啊，是啊，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过。大都在星期二说。实际上，星期二
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日。莫里的课大部分在星期二上，我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辅导时间
也定在星期二——从一开始这就是莫里的主意——我们总是在星期二坐到一块，或
在办公桌前，或在餐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所以，重新相约在星期二看来是最合适的，就约在这幢外面栽有日本槭树的房
子里。我准备走的时候跟莫里提了这个想法。
“我们是星期二人，”他说。
星期二人。我重复着他的话。
莫里笑了。
“米奇，你问及了关心别人的问题。我可以把患病以后最大的体会告诉你吗？”
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他压低了嗓音说，“去接受爱。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如果我们
接受了它，我们就不够坚强了。但有一位名叫莱文的智者却不这么看。他说“爱是
唯一的理性行为”。
他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我像个好学生那样点了点头，他很虚弱地喘着气。我探过身去拥抱了他。接着
，我吻了他的脸颊。我感觉到了他无力的手按着我的臂膀，细细的胡子茬儿碰触在
我的脸上。
“那你下个星期二来？”他低声问。
＊
他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没说一句话，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起初还有
笑声，可莫里只是耸耸肩。最后教室里死寂一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声响
：屋子中央的热水汀发着咝咝声，一个胖家伙呼哧呼哧喘着气。
有人狂躁不安起来：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我们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
时地看手表。有凡个学生转向窗外，显得毫不在意。就这么整整过了十五分钟，莫
里才低声地打破了沉寂。
“这里发生了什么？”他问。
大家渐渐地讨论起来——正如莫里所期望的——讨论了沉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
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而各种各样的响声又能得到什么有益的
效果？
沉寂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尽管我也会和朋友们嘻嘻哈哈互相嬉闹，可我不习
惯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同学面前。我可以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
如果课堂是这么要求的话。
离开教室时，莫里喊住了我。“你今天没有发言，”他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有许多想法。米奇，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什
么都藏在肚子里。”
谁？
“我。”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
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
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
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租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
自己说。
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仍不见好转。事实上，由于发生了纠察队员和替补员工的激
烈冲突，发生人们遭到逮捕、遭到殴打、躺在街上阻拦运报车的事件，整个事件正
变得越来越疯狂。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莫里的会面就像是一帖还人类之善良的清洁剂。我们谈人
生，谈爱，谈莫里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同情，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同情
心。前几次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叫“面包马戏团”的市场停了下来——他们那儿的
食品袋我在莫里家也曾看到过，我猜想他一定喜欢这里的食品——我在熟食外卖处
买了好几袋的东西，有蔬菜面条，胡萝卜汤和蜜糖果仁千层酥。
一走进莫里的书房，我提起袋子好像刚抢了银行似地大叫道。
“美食家！”
莫里转动着眼睛笑了。
我同时在观察他的病情有没有加重的症状。他的手指还能使用铅笔或拿起眼镜
，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了。他呆在厨房和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呆在书房
，那里有一张很大的躺椅，上面堆放着枕头。毯子以及一些用来固定他日见萎缩的
腿和脚的海绵橡胶。他身边还放了一个铃，当他的头需要挪动或要“上马桶”（这
是他的提法）时，他会摇一下铃，然后康尼，托尼。伯莎或艾美——他的家庭助手
服务队——就会进来。摇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没能把铃摇响的时候他
会感到沮丧。
我问莫里他是否自哀自怜。
“有时候会的，在早上，”他说。“那是我悲哀的时刻。我触摸自己的身体，
移动手和手指——一切还能动弹的部位——然后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哀。我悲哀这
种缓慢、不知不觉的死法，但随后我便停止了哀叹，”
这么快？
“需要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但随后我就去想生活中仍很美好的东西，想那些
要来看我的人，想就要听到的趣事，还想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
期二人。”
我笑了。星期二人。
“米奇，我不让自己有更多的自哀自怜。每天早上就一小会儿，掉几滴眼泪，
就完了。”
我想到有许多人早上醒来后会花上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要是稍加限制的话会
有好处的。就几分钟的伤心，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莫里这种身患绝症的人能
够做到的话，那么……
“只有当你觉得它可怕时，它才可怕，”莫里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
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我审视着轮椅上的莫里：不能站立，不能洗澡，不能穿裤。幸运？他真是在说
幸运？
趁莫里上厕所的空档，我随手翻开了放在轮椅旁边的《波士顿时报》。有一则
报道说，在一个森林小镇，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折磨死了一个把她们当作朋友的七十
三岁的男子，然后在他的活动房里举行了聚会并向众人展示了尸体，另一条新闻是
关于即将要开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演员杀死了一个同性恋者，原因是后者在电
视上说他非常喜欢他。
我放下了报纸。莫里被推了回来——脸上仍堆着笑容——康尼准备把他从轮椅
扶到躺椅上去。
要我来吗？我问。
一时谁都没言语，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的。莫里看了看康尼说，“
你能教他怎么做吗？”
“行，”康尼说。
照着她的话，我探过身去将前臂插进莫里的腋下，用力往自己这边拖，就像拖
一根圆木那样。然后我站直身子，把他也提了起来。通常，当你把一个人提起来时
，对方会紧紧抓住你，但莫里却做不到。他几乎是死沉死沉的。我感觉到他的头耷
在我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他的身体犹如一个湿面团紧贴在我的身上。
“哼——”他轻轻地呻吟起来。
我抱着你，我抱着你，我说。
就这么托着他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我感觉到了他日趋枯竭
的躯体内的死亡种子，在我把他抱上躺椅。把头放上枕头的一瞬间，我十分清醒地
意识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做些什么。
＊
1978年我在上大学三年级，那时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电影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
时尚。我们在布兰代斯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莫里称它为“小组疗
程”。我们每星期都要讨论小组成员互相接触的方式，观察他们对愤怒、妒忌或关
心等心理行为的反应。我们都成了人类实验鼠。常常有人在最后流下了泪。我把它
称作是“多愁善感”课。莫里说我的感情应该更开放些。
那天，莫里让我们作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
人。随后，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同学将他们扶住。许多人都觉得不自
在，稍稍往后倒几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
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老是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运动衫。长得瘦小文静的女孩
把双手合在胸前，闭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架势真像立顿红茶广告里的那
位掉进水池的模特。
那一瞬间，我肯定她会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档的那位同学一
把抓住了她的头和肩膀，毛手毛脚地把她扶了起来。
“哇！”好几个同学喊道，有的还鼓了掌。
莫里笑了。
“你瞧，”他对那个女孩说，“你闭上了眼睛，那就是区别。有时候你不能只
相信你所看见的，你还得相信你所感觉的。如果你想让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
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后倒去。”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我同往常一样带了几袋食品——意大利玉米面食，土豆
色拉，苹果馅饼——来到了莫里家。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一只索尼录音机。
我想记住我们的谈话，我对莫里说。我想录下你的声音，等……以后再听。
“等我死后。”
别说死。
他笑了。“米奇，我会死的，而且很快。”
他打量着这台新机器。“这么大，”他说。我顿时有一种冒犯的感觉，这是记
者们常有的，我开始意识到，朋友之间放上一台录音机确实会令人觉得异样和不自
然，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分享莫里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不是索取得太多了？
听着，我拿回录音机说，我们不一定要使用这玩艺。如果它让你感到不自在——
他拦住我，摇摇手指，又从鼻梁上取下眼镜，眼镜由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
。他正视着我说，“把它放下。”
我放下了机器。
“米奇，”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些，“你不明白。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
要趁我还能讲的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了。“我想有人来听我的故事。你愿意吗？”
我点点头。
我们静静地坐了片刻。
“好吧，”他说，“按下录音了？”
实情是，这台录音机不仅仅起着怀旧的作用，我即将失去莫里，所有的人都即
将失去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以前的学生，他的同事，和他十分有感情的
时事讨论小组的伙伴，他从前的舞友，所有的人。我想这些磁带或许能像照片或影
带那样，不失时机地再从死亡箱里窃取到一些东西。
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他的勇气。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诉
了我——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更为
明智的态度。而且他即将离我们而去。
第一次在“夜线”节目中见到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当他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时
他会有什么样的遗憾。他悲叹逝去的友人？他会重新改变生活方式？暗地里我在想
，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不会满脑子都是苦涩的念头，抱憾即将失去的一切？
抱憾没有吐露过的秘密？
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莫里时，他点点头。“这是每个人都要担心的，不是吗？
如果今天是我的死期，我会怎么样？”他审视着我的脸，也许他看出了我难以作出
选择的心理。我想到有那么一天，我在写新闻稿时突然倒在了工作台上，当救护人
员把我抬走时，主编们却急着拿我的稿子。
“米奇？”莫里问。
我摇摇头，没吱声。莫里看出了我的矛盾心理。
“米奇，”他说，“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去思考这类问题，所以你只有在临死
前才会去想它。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很自私的事情：事业，家庭，赚钱，偿还抵押
贷款，买新车，修取暖器——陷在永无止境的琐事里，就为了活下去。因此，我们
不习惯退后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就这些？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
还缺点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你需要有人为你指点一下。生活不会一蹴而就的。”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有导师的指引。
而我的导师就坐在我的对面。
好的，我暗想。如果我准备当那个学生，那我就尽力当个好学生。
那天坐飞机回底特律时，我在黄拍纸簿上列出了一份目录，都是我们要涉及到
的话题，从幸福到衰老，从生育到死亡，当然，这类题材的自助书有成千上万种，
还不包括有线电视里的节目和九十美元一小时的咨询课。美国早已成了兜售自助玩
艺的波斯集市了。
但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该去关心他人还是关心自己的心灵世界？该
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还是摈弃传统？该追求成功还是追求淡泊？该说不还是该去做？
我所知道的是：我的老教授莫里并没有去赶自助的时髦。他站在铁轨上，听着
死亡列车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这份醒豁。每个感到困惑和迷惘的人都需要这份醒豁。
“向我提问题，”莫里一直这么说。
于是我列出了这份目录：
死亡
恐惧
衰老
欲望
婚姻
家庭
社会
原谅
有意义的人生
当我第四次回到西纽顿时，这份目录就在我的包里。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
二，洛根机场的中央空调出了故障，人们打着扇子。忿忿地从额头上擦去汗水，我
看见的每一张脸都像吃人一般的可怕。
＊
大学的最后一年刚刚开始时，我已经修完了好几门社会学课程，离拿学位只差
几个学分了。莫里建议我写一篇优等生毕业论文（注1）。
我？我问道。写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写体育。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论文课程，写美国
的橄榄球如何成为了一种仪式、成了大众宗教和麻醉剂。我没想到这是对我今后事
业的一次实习和锻炼。我当时只知道它为我提供了与莫里一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
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了春天便写出了一份长这一百十二页的论文，论文有资料
，有注释，有引证，还用黑皮子作封面，装订得十分漂亮。我带着一个少年棒球手
跑出他第一个本垒打后的那份自豪和得意，把它交到了莫里的手里。
“祝贺你，”莫里说。
他在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好不得意。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书橱、硬木地板、地
毯、沙发。我心里在想，这屋里凡是能坐的地方我都坐过了。
“米奇，”莫里扶正了一下眼镜，若有所思他说。“能写出这样的论文，也许
我们该叫你回来读研究生。”
好啊，我说。
我暗暗在发笑，但这个建议一时倒也挺有诱惑力的。我既怕离开学校，又急着
想离开它。反向力。我望着在看论文的莫里，心里忖度着外面的大千世界。
———————————————————————
（注1）论文通过后可获得荣誉学位。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
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
”。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
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注 1）的童年生活。莫里穿
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
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
响科佩尔。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
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 L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
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
，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
“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
，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
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
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
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
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但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
。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但因快要失聪了。科佩
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
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要语言或听觉去感受这种关系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莫里给科佩尔念了一封他收到的信。自从“夜线”节目播出
后，莫里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教师寄来的，她
在教一个只有九个学生的特殊班级，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
“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莫里的手哆嗦着把眼镜架到鼻梁和耳朵上。“亲爱的
芭芭拉……你的来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你为那些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所做
的工作十分重要。我早年也失去了双亲中的一个……”
突然，就在转动着的摄像机前，莫里在挪动眼镜。他止住了话语，咬着嘴唇，
开始哽咽起来。泪水顺着鼻子流淌下来。“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它对
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对着你们倾诉出我的悲痛，我一定会
加入到你们中间来，因为……”
他泣不成声了。
“……因为我那时是那样的孤独……”
“莫里。”科佩尔问，“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这种痛楚还在继续？”
“是的，”莫里低声说。
教 授
那会儿他八岁。一封电报从医院发来，由于他父亲——一个来自自俄罗斯的移
民——不懂英语，只能由莫里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他像站在班级前面的学生那
样宣读了他母亲的死亡通知书。“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他读道。
葬礼的那天早上，莫里的亲友们从位于曼哈顿贫困的下东区的经济公寓楼的台
阶上走下来。男人们穿着黑西服，女人们戴上了面纱。附近的孩子们正在去上学。
当他们经过时，莫里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一个姨妈，一
个很壮实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陶大哭：“没了母亲你可怎么办呀？你将来会怎
么样噢！”
莫里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同学赶紧跑开了。
葬礼上，莫里看着他们将土铲在母亲的坟上。他竭力回忆着母亲在世时家庭所
拥有的那份温馨。她患病前一直经营着一家糖果店，患病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
度过的，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显得十分虚弱。有时她会大声唤儿子给她拿药，在街
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装没听见。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会被驱走的。
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
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于的是皮
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
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
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
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
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克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
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
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
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
小时。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有很长
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
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
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
—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
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
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
交流和关心。
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
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
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
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
。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
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
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
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问，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
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
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她说。
她在替莫里兄弟俩盖被子时，会用意第绪语唱歌给他们听，尽管都是悲伤的歌
。其中有一首唱的是一个卖香烟的女孩：
请买我的烟。
干燥的烟没有被雨淋，
谁能同情我，谁能可怜我。
即使处在这样的境遇，莫里还是学会了去爱，去关心，去学习。伊娃要求他在
学校成绩优秀，她把受教育视作脱离贫困的唯一解药。她自己也在上夜校提高英语
水平。莫里在她的怀抱里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
晚上，他在厨房餐桌上的那盏台灯下学习，早上，他去犹太教堂为母亲求主眷
念——为死者作祷告。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父亲从不让他提起死去的母亲。查理希
望幼小的大卫把伊娃当作亲生的母亲。
这对莫里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许多年里，母亲留给莫里的唯一信物就是
那封宣告她死亡的电报。他收到电报的当天就把它藏了起来。
他将把它珍藏一生。
莫里十几岁时，他父亲把他带到了他工作的一家皮毛厂。那还是在大萧条时期
，父亲想让莫里找一份工作。
他一走进工厂，那厂房的围墙就让他感到窒息。厂房既黑又热，窗户上布满了
垃圾，齐放在一起的机器发出犹如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毛絮到处飞扬，使空气变得
污浊不堪。工人们彻楼着身子用针缝制着毛皮，老板在过道里巡视吆喝，不断催促
他们干快些。莫里站在父亲的身边，害怕得要命，希望老板别对他也大喊大叫。
午饭休息时，父亲把莫里带到了老板那儿，将他往前一推，问是否有活可以给
他儿子干。可成年人的工作都没法保证，没人愿意放弃手里的饭碗。
对莫里来说这是个福音。他恨那个地方。他又起了一个誓，这誓言一直保持到
他生命的终结：他永远不会去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他不允许自己去赚别人的血汗
钱。
“你将来准备做什么？”伊娃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他把学法律排除在外，因为他不喜欢律师；他把学医也
排除在外，因为他怕见到血。
“你准备做什么？”
我这位最优秀的教授由于他的缺陷而当了一名教师。
＊
“教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
——亨利·亚当斯（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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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纽约市的一个行政区。
（注2）美国历史学家和作者（1838－1918）。
第四个星期二——谈论死亡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莫里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
信这一事实。”
这个星期二，莫里完全处于工作的精神状态。讨论的课题是死亡，是我目录上
的第一项内容。在我到来之前，莫里在小纸条上已经作了一些笔记，以备遗忘。他
颤抖的字体现在除他自己外谁都看不懂。快要到劳工节（注 1）了，通过书房的窗
口，我可以看见后院里深绿色的树篱，听见孩子们在街上的嬉闹声，这是他们开学
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假日。
底特律那边，报业的罢工者正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向资方显示工
会的团结。在飞机上，我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了正在熟睡的丈夫和两
个女儿，声称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坏人”的影响。在加州，O·J·辛普
森案子中的律师们正成为新闻热点。
在莫里的书房里，宝贵的生命仍在一天天流逝。此刻我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
一件新增添的设备：一台制氧机。机器不大，只到膝盖的高度，是便携式的。有些
晚上，当他呼吸感到困难时，他就把长长的塑料管插进自己的鼻子，像是鼻孔被抽
血的器械夹住了一样。我讨厌把莫里和任何器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莫里说话时，
我尽量不去看那玩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莫里重复道，“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相信
这一事实的话，我们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就会用戏谐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我说。
“是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这样做
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
怎么能够去准备死呢？
“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
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元憾了？’”
他转过头去，似乎肩膀上这会就停着一只小鸟。
“今天是我的大限吗？”他问。
莫里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他出生在犹太教家庭，上学后变成了一个不
可知论者，那是因为孩提时经历了大多的变故。他对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哲学思想
也很感兴趣。但他最接近的文化还是犹太教。他在宗教上是个杂家，这就使他更加
为学生们所接受。他最后几个月里所说的话语似乎超越了一切宗教的特征。死亡能
使人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米奇，”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
我点点头。
“我还要再说一遍，”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
活。”他笑了。我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想知道我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但他没
有直截了当地问，免得使我窘迫。这就是他当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患病前对死亡想得多吗？我问。
“不，”莫里笑笑。“我和别人一样，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将成为你
所见到的最最健康的老人！’”
你那时多大？
“六十几岁。”
你挺乐观的。
“为什么不？正像我说的，没人真的相信自己会死。”
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死去，我说。为什么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呢？
“这是因为，”莫里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
体验世界，我们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
去面对死亡就能改变这种状况？
“哦，是的。拂去外表的尘埃，你便看到了生活的真谛。当你意识到自己快要
死去时，你看问题的眼光也就大不一样了。”
他叹了口气。“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我注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当他把挂在胸前的眼镜戴上时，眼镜滑落在太阳
穴处，仿佛他是在黑暗中替别人戴眼镜。我伸手帮他移正了位置。
“谢谢，”莫里低声说。当我的手碰触到他的头时，他笑了。人类最细小的接
触也能给他带来欢乐。
“米奇，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行，我说。
“你也许不爱听。”
为什么？
“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听小鸟的说话，如果你能接受随时都会死去的事
实——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耽于抱负了。”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你所做的工作——也许就不再显得那么重
要了。你也许会让出空间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精神上？
“你不喜欢这个词，是吗？‘精神上’。你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玩艺。”
这个么，我无言以对。
他装作没看见我的窘态，但没装成功，我笑出声来。
“米奇，”他也笑了。“尽管我说不上来‘精神产物’到底为何物，但我知道
我们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我们过多地追求物质需要，可它们并不能使我们
满足。我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他把头扭向透进阳光的窗户。“你看见了？你可以去外面，任何时候。你可以
在大街上发疯似地跑。可我不能。我不能外出。我不能跑。我一出大门就得担心生
病。但你知道吗？我比你更能体味那扇窗户。”
体味那扇窗？
“是的。我每天都从窗口看外面的世界。我注意到了树上的变化，风的大小。
我似乎能看见时间在窗台上流逝。这是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
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停住了。我们俩一齐望着窗外。我想看见他看得见的东西。我想看见时间和
季节，看见我的人生慢慢地在流逝。莫里微微低下头，扭向肩膀。
“是今天吗，小鸟？”他问。“是今天吗？”
由于“夜线”节目的播出，莫里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只要有精神，
他就会坐起来，对替他代笔的朋友和家人口述他的回复。
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来探望他的两个儿子罗布和乔恩都来到了起居室。莫里坐
在轮椅上，两条瘦骨嶙峋的腿上盖着毯子。他感到冷的时候，他的助手们会来给他
披上尼龙外套。
“第一封信是什么？”莫里问。
他的同事给他念了一封来自一个名叫南希的妇女的信，她的母亲也死于 ALS。
她在信中写了失去母亲的悲伤，并说她知道莫里也一定很痛苦。
“好吧，”信念完后莫里说。他闭上了眼睛。“开头这么写，‘亲爱的南希，
你母亲的不幸令我很难过。我完全能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这种悲伤和痛苦是双方
的。伤心对我是一件好事，希望对你也同样是件好事。’”
“最后一句想不想改动一下？”罗布说。
莫里想了想，然后说，“你说得对。这么写吧，‘希望你会发现伤心是一帖治
愈创伤的良药。’这样写好些吗？”
罗布点点头。
“加上‘谢谢，莫里’，”他说。
另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简的妇女写来的，感谢他在“夜线”节目中给予她的启示
和鼓励，她称他是神的代言者。
“这是极高的赞誉，”他的同事说。“神的代言者。”
莫里做了个鬼脸，他显然并不同意这个评价。“感谢她的溢美之词。告诉她我
很高兴我的话能对她有所启示。
“别忘了最后写上‘谢谢，莫里’。”
还有一封信来自英国的一个男子，他失去了母亲，要莫里帮他在冥界见到母亲
。有一对夫妇来信说他们想开车去波士顿见他。一个以前的研究生写了一封长信，
讲述了她离开大学后的生活。信中还讲到了一宗谋杀——自杀案和三个死产儿，讲
到了一个死于 ALS的母亲，还说那个女儿害怕她也会感染上这种疾病，信唠唠叨叨
没完没了。两页，三页，四页。
莫里坐着听完了那些既长又可怕的故事。然后他轻声说，“啊，我们该怎么回
复？”
没人吭声。最后罗布说，“这样写行不行，‘谢谢你的长信’？”
大家都笑了。莫里望着儿子，面露喜色。
＊
椅子旁边的报纸上有一张波士顿棒球队员的照片，我暗自想，在所有的疾病中
，莫里得的是一种以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病。
你还记得卢·格里克吗？我问。
“我记得他在体育馆里向观众道别。”
那么你还记得他那句有名的话。
“哪一句？”
真的不记得了？卢·格里克，“扬基队的骄做”？他回荡在扩音器里的那段演
讲？
“提醒我，”莫里说。“你来演讲一遍。”
从打开的窗户传来垃圾车的声音。虽然天很热，但莫里仍穿着长袖，腿上还盖
着毯子。他的肤色非常苍白，病魔在折磨着他。
我提了提嗓门，模仿格里克的语调，使声音仿佛回荡在体育馆的墙壁上：“今
、今、天、天……我感到……自己是……最最幸运的人、人……”
莫里闭上了眼睛，缓缓地点点头。
“是啊。嗯，我没有这么说过。”
————————————————————————
（注1）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五个星期二——谈论家庭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返校开学周。连续三十五个暑期后的今天，布兰代斯大学
第一次没有等我的老教授去上课。波士顿的街上到处是学生，小街上出现了双行停
（注 1）的现象，到处在搬行李。而莫里这会却在他的书房里。这显得有悖情理，
就像那些橄榄球队员离开后第一个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里望着电视，心里想，我还
能上场。我常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学会了该怎么做。当赛季到来时，你最好别去招
惹他们，什么也不用说。对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时间的弥足珍贵了。
我们录音谈话的工具已经由手提话筒--现在要莫里长时间地握一件东西是很困
难的--换成了在电视记者中很流行的颈挂式话筒。你可以把这种话筒别在衣领或西
服的翻领上。当然，由于莫里只穿柔软的全棉衬衫，而且衣服总是无棱无角地垂挂
在他日趋萎谢的身体上，所以话筒会不时地滑落下来，我只得探过身去重新把它别
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可以凑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拥抱的距离
内。他现在对身体接触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我凑近他时，我能听见他
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不易察觉的咳嗽声，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轻轻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们谈什么？”
谈家庭怎么样？
“家庭，”他思考了一会儿。“嗯，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围。”
他点头示意我看书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时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
轻时同他弟弟大卫的合影，还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两个儿子的合影。大儿子罗布
在东京当记者，小儿子乔恩是波士顿的电脑专家。
“我觉得，鉴于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所谈的内容，家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
”他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人们便失去了可以支撑的根基。我得病后对这一点
更有体会。如果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爱抚。照顾和关心，你拥有的东西便少
得可怜，爱是至高无上的，正如我们的大诗人奥登说的那样，‘相爱或者死亡。’”
“相爱或者死亡，”我把它写了下来。奥登说过这话？
“相爱或者死亡，”莫里说，“说得真好，说得太对了。没有了爱，我们便成
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假设我离了婚，或一个人生活，或没有孩子。这疾病——我所经受的这种疾
病——就会更加难以忍受。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应付得了它。当然，会有人来探望的
，朋友，同事。但他们和不会离去的家人是不一样的。这跟有一个始终关心着你、
和你形影不离的人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家庭的部分涵义，不仅仅是爱，而且还告诉别人有人守护着你。这是
我母亲去世时我最想得到的——我称它为‘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
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
他看了我一眼。
“工作也办不到，”他又加了一句。
生育后代是列在我目录上的问题之一——一个在生活中必须尽早予以考虑的问
题。我对莫里谈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生育孩子上的矛盾心理，我们视孩子为自己事业
上的绊脚石，觉得他们在迫使我们干那些本不愿干的“家长”活儿，我承认我也有
这样的情绪。
然而，当我望着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我处于他的境遇，将不久于人世，
但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能承受得了那种空虚感吗？莫里培养了两个富有爱心
的儿子。他们像父亲一样勇于表露感情。要是莫里有这个愿望的话，他们会放下工
作，分分秒秒地陪在父亲的身边，伴他走完最后几个月的旅程。但这不是莫里的意
愿。
“别停止你们的生活，”他对他们说。“不然的话，被病魔毁掉的不是我一个
，而是三个。”
因此，尽管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对孩子们的世界仍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自豪。
当他们父子三个坐在一起时，常常会有瀑布般的感情宣泄，亲吻，打趣，相拥在床
边，几只手握在一块。
“每当有人间我要不要生孩子时，我从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莫里望着大儿
子的照片说。“我只说，‘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就是这么回事
。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你和朋友无法做这事，你和情人也无法做这事。如果
你想体验怎样对另一个人承担责任，想学会如何全身心地去爱的话，那么你就应该
有孩子。”
那么你想不想再有孩子？我问。
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罗布亲吻着莫里的前额，莫里闭着眼睛在笑。
“想不想再有孩子？”他显得有些惊讶他说。“米奇，我是决不会错过这份经
历的，即使……”
他喉咙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说。
因为你将要离开他们。
“因为我不久就要离他们而去了。”
他合上嘴，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的第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现在，”他低声说，“听你说了。”
我？
“你的家庭。我认识你的父母。几年前在毕业典礼上我见过他们。你还有个姐
妹，是吗？”
是的，我说。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个兄弟，是吗？”
我点点头。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样，”莫里说，“我也有个弟弟。”
和你一样，我说。
“他也来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不是吗？”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十六年前我们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阳，蓝色的
毕业礼服，互相搂着对着傻瓜机镜头，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么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把话题扯开了。
我确实有个弟弟，一个金发褐眼，小我两岁的弟弟。他长得既不像我，也不像
我那个一头黑发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说他是陌生人放在我们家门口的。“
总有一天，”我们说，“他们会来抱你回去的。”他听了就哭，但我们还是这么取
笑他。
他像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受到宠爱，受到照顾，但内心却受着折磨。
他想成为一个演员，或一个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电视里的人物，扮演各种角色，
整天笑声朗朗。我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他是调皮捣蛋鬼；我唯命是从，他常常违犯
校规；我远离毒品和酒精，他却样样染指，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欧洲，他向往
那里更加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当他一身玩世不恭，怪
诞不经的打扮回到家里时，我总觉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
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
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
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
待着它的到来。
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
但它没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里这位金发褐
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
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
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
直叫。
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那儿有一种
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这种药当时在美国买不到——现在也没有。他为治疗飞遍了
整个欧洲。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
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
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
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
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
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
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
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
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汽车！”有人喊了一声。
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
。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
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
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啊——”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
通红通红。
接着，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停止了滚落，换了口气，从脸上抹去湿漉漉的雪泥
。车子已经驶远了，司机对着我们在摇手指。我们平安了。雪橇一头扎进了雪堆。
伙伴们跑过来拍打着我们说，“直够玄的，”“你们差点就没命了。”
我对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们格外地亲热起来，这并不可怕，
我们想，我们准备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战。
—————————————————————————
（注1）指两辆车并排停靠在人行道的一边，常属违章停车。
第六个星期二——谈论感情
我走过山月桂和日本槭树，踏上了莫里家的蓝砂岩台阶。白色的雨檐像帽盖一
样突伸在门廊的上面。我按响了门铃，来开门的不是康尼，而是莫里的妻子夏洛特
，一个漂亮、头发花白的妇女，说话很悦耳。我平时去的时候她不常在家——她按
莫里的意愿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所以今天早上见到她我有些意外。
“莫里今天早上不太好，”她说。她的眼神有些恍惚，接着她朝厨房走去。
很抱歉，我说。
“不，不，他见到你会很高兴的，”她马上说道。“我肯定……”
她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微微侧过头去，似乎在倾听着什么。接着她继续说，
“我肯定……他知道你来了会好受得多。”
我提起了从超市买来的食品袋——送来补给品了，我打趣他说——她似乎笑了
笑，同时又流露出烦恼的神情。
“食品大多了。他自从你上次来了以后就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我听了很吃惊。
他没吃东西？我问。
她打开冰箱，我看见了原封不动的鸡肉色拉、细面条、蔬菜、肉馅南瓜，以及
其它所有我买给他的食物。她打开冷藏柜，那里的食品更多。
“这里的大部分东西莫里都不能吃，硬得无法下咽。他现在只能吃一些软食和
流质。”
可他从未说起过，我说。
夏洛特笑了，“他不想挫伤你的感情。”
那不会挫伤我的感情。我只想能帮上点什么忙。我是说，我想给他带点什么来
……
“你是给他带来了他需要的东西，他盼望着你的来访。他一直谈论着你们的课
题，他说他要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给了他一种使命感……”
她的眼神又一次恍惚起来。我知道莫里晚上睡觉很成问题，他常常无法人睡，
这就意味着夏洛特也时常睡不好。有时，莫里会躺着咳上几个小时——才能把痰咳
出喉咙。他们现在请了夜间护理，白天又不断有来访者：以前的学生，同事，默念
师，穿梭不停地进出这幢房子。有时，莫里会一下子接待五六个人，而且常常是当
夏洛特下班回家以后。虽然这么多的外人占用了她和莫里在一起的宝贵时间，但夏
洛特仍显得很有耐心。
“……一种使命感，”她继续说道。“是的，这对他有好处。”
但愿如此，我说。
我帮她把买来的食物放进冰箱。厨房的长台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字条，留言、通
知以及医疗说明书。餐桌上的药瓶也多了起来——治哮喘的塞列斯通，治失眠的阿
替芬，抗感染的奈普洛克森（注 1）——还有奶粉和通便剂。客厅那边传来了开门
声。
“也许他准备好了……我去看看。”
夏洛特又看了一眼我带来的食品，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莫里再也享受不到这
些食品了。
疾病的可怕症状在逐渐显示出来。等我在莫里身边坐下后，他比平时更厉害地
咳嗽起来，他的胸部随着一阵阵的干咳而上下起伏，头也朝前冲出着。一阵剧烈的
折腾之后，他终于停了下来。他闭着眼睛，吁了口气。我静静地坐着，觉得他正在
慢慢缓过气来。
“录音机打开了吗？”他突然问，眼睛仍闭着。
是的，是的，我赶紧按下了录音键说。
“我现在做的，”他依；日闭着眼睛说，“是在超脱自我。”
超脱自我？
“是的，超脱自我。这非常重要——不仅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是这样，对像你
这样完全健康的人也如此。要学会超脱。”
他睁开眼睛，长长地吐了口气。“你知道佛教是怎么说的？别庸人自扰，一切
皆是空。”
可是，我说，你不是说要体验生活吗？所有好的情感，还有坏的情感？
“是的。”
那么，如果超脱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啊，你在思考了，米奇。但超脱并不是说不投入到生活中去。相反，你应该
完完全全地投入进去。然后你才走得出来。”
我迷惘了。
“接受所有的感情——对女人的爱恋，对亲人的悲伤，或像我所经历的：由致
命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
—你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
承受的感情伤害。
“可你一旦投入进去，沉浸在感情的汪洋里，你就能充分地体验它，知道什么
是痛苦，什么是悲伤。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好吧，我已经经历了这份感情，我
已经认识了这份感情，现在我需要超脱它。’”
莫里停下来注视着我，或许是想看我有没有理解透彻。
“我知道你在想，这跟谈论死亡差不多，”他说，“它的确就像我反复对你说
的：当你学会了怎么死，你也就学会了怎么活。”
莫里谈到了最让他害怕的时刻：剧烈的喘气使他透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还有没
有第二口气能接上去。这是最让人害怕的时刻，他说，他最初的感情便是恐惧。害
怕和担心。但当他认识了这些感情的内容和特征——背部的颤抖，闪过脑部的热眩
——后，他便能说，“好了，这就是恐惧感。离开它。离开它一会儿。”
我在想，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地需要这样的感情处理。我们常感到孤独，有时孤
独得想哭，但我们却不让泪水淌下来，因为我们觉得不该哭泣。有时我们从心里对
伴侣涌起一股爱的激流，但我们却不去表达，因为我们害怕那些话语可能会带来的
伤害。
莫里的态度截然相反：打开水龙头，用感情来冲洗。它不会伤害你。它只会帮
助你。如果你不拒绝恐惧的进入，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常穿的衬衫穿上，那么你就
能对自己说，“好吧，这仅仅是恐惧，我不必受它的支配。我能直面它。”
对孤独也一样：体会它的感受，让泪水流淌下来，细细地品味——但最后要能
说，“好吧，这是我的孤独一刻，我不怕感到孤独，现在我要把它弃之一旁，因为
世界上还有其它的感情让我去体验。”
“超脱，”莫里又说道。
他闭上眼睛，接着咳了起来。
又咳了一下。
咳得更重了。
突然，他的呼吸急促了。他肺部的淤积物似乎在捉弄他，忽而涌上来，忽而沉
下去，吞噬着他的呼吸。他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是一阵猛烈的干咳，连手也抖动
起来——他闭着眼睛双手抖动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中了邪——我感到自己的额头上沁
出了汗珠。我本能地把他拉起来，用手拍打他的背部，他把手中纸递到嘴边，吐出
了一口痰。
咳嗽停止了。莫里一头倒在海绵枕头上，拼命地呼吸着。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我说。我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
“我……没事，”莫里低声说，他举起颤抖的手，“稍等……什刻。”
我们无声地坐着，等他的呼吸渐渐趋于平缓，我的头皮里也沁出了汗珠。他叫
我把窗户关上，外面吹进的微风使他感到冷，我没有告诉他外面的气温是华氏八十
度。
最后，他像耳语似他说，“我知道我希望怎样地死去。”
我默默地听着。
“我想安详地死去。宁静地死去，不要像刚才那样。
“那个时候是需要超脱的，如果我在刚才那阵咳嗽中死去的话，我需要从恐惧
中超脱出来，我需要说，‘我的时刻到了。’
“我不想让世界惊慌不安。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接受它，进入一种安宁的心
境，然后离去，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现在别离去，我赶紧加了一句。
莫里挤出了一丝笑容。“不，现在还不会。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
你相信轮回转世吗，我问。
“也许。”
你来世想做什么？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就做一头羚羊。”
羚羊？
“是的，那么优美，那么迅捷。”
羚羊？
莫里冲我一笑。“你觉得奇怪？”
我凝视着他脱形的躯体，宽松的衣服，裹着袜子的脚僵直地搁在海绵橡皮垫子
上，无法动弹，犹如戴着脚镣的囚犯。我想象一头羚羊跃过沙漠的情景。
不，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
（注1）药品的原文分别是Selesstone，Ativan，Naproxen。
教授，第二部分
莫里曾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好几年，那家医院有一个听上去
挺宁静的名字：栗树园。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话，莫里就不会是我所认识的那
个莫里，也不会是众人所认识的那个莫里。那是莫里从芝加哥大学读出硕士学位和
博士学位后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摈弃了医学、法律、商贸专业后，把搞研究看
成是一个不靠剥削别人而有所贡献的工作。
莫里得到了医方的允许，他可以观察病人的行为举止，记录下对他们的治疗方
法。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却极具挑战性和富有开拓
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闹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脏自
己的内衣内裤，有的拒绝进食，得被人按倒后进行药物治疗，靠静脉注射让他进食。
病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着躺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一
躺就是几个小时，医生和护士就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此景让莫里觉得非常可怕。他
作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这样重复着：早上出来，在地上躺到傍晚时分
，不跟别人说话，也不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难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
她并排躺在一起，试图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使她坐了起来，甚至
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实也是许多人都需要的东西—
—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莫里在栗树园工作了五年。虽然院方并不鼓励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和一些病人
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女病人和他开玩笑说，她能进这儿来真是太幸运了，“因
为我丈夫有钱，他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要是进那些价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惨
呢。”
另一个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对莫里产生了好感，称他是她的朋
友。他们每天交谈，其他的医务人员见有人能与她沟通，也都抱着赞许的态度。然
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们叫莫里帮着把她找回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
，她躲在很靠后的一个地方。当莫里进来时，她向他射去愤怒的目光。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她咆哮着说。
“和谁一伙？”
“看守我的狱卒。”
莫里观察到那儿的病人大多数在生活中都遭到别人的冷淡和厌弃，使他们感觉
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
了。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力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
。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
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
十年代并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
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阿比
·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莫里的班
上有许多激进分子。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人
到社会和政治中去。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
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当学校当
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莫里提出了建议：“
给他们全打Ａ”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
上课时开始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他们改变
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他
们把学生送到南方腹地（注 1）去研究人权，送他们去内地城市做实地考察。他们
还去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莫里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在一次外出的旅
途中，他颇觉有趣地看见一些穿戴着长裙和爱情念珠的姑娘们把鲜花放人炮筒，然
后坐在草坪上，合拢着双手，试图去感化五角大楼。
“她们打动不了五角大楼的，”他后来回想道，“但是个不错的尝试。”
有一次，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布兰代斯校园里的福特教学楼， 并打出了马尔
科姆·艾克斯（注 2）大学的横幅。福特教学楼设有化学实验室，校方担心那些激
进分子会在地下室里制造炸弹。莫里心里比他们清楚。他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
就是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的
迹象。这时莫里正好经过那幢大楼，里面有个示威者认出了这位他最喜欢的老师，
于是大声喊他从窗口进去。
一个小时后，莫里带着一份示威者的要求从窗口爬了出来。他把这份要求送到
了校长那里，形势得到了缓解。
莫里总是充当和平的使者。
在布兰代斯，他给学生们讲授社会心理学，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组疗程。教
授们并不注重现在所谓的“职业能力”的培养，而是偏重于“个人发展”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也许会把莫里的努力视作
既愚蠢又幼稚的行为。他教出的学生能赚多少钱？他们能打赢多少有高额报酬的官
司？
然而，有多少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大学后会再去看望他们的
导师？莫里的学生却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计的
学生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加州，伦敦和瑞士；来自公司的办公
室和内地的学校。他们打电话，写信。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一次探望，一
句话，一个微笑。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他说。
＊
随着我对莫里的探访的继续，我开始学习有关死亡的学说，研究不同的文化对
人生最后这段旅程的不同诠释。比如说，在北美的北极地带有个部落，他们相信世
界上的一切生灵都存在着灵魂。它是一种缩小了的依附在躯体内的原我——因此，
鹿的体内还有一头小鹿，人的体内也有一个小人，当大的躯体死去时，小的原我依
然活着。它会投胎到诞生在附近的某某生物里，或者去天空的暂憩处——伟大女神
的肚子里，等待月亮把它送回地球。
有时候，他们说，月亮固忙于新的灵魂的降世，于是便从天空中消失了。所以
有的夜晚没有月光。但最终，月亮是要回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
（注 1）①指美国南部最具南方特点的几个省份，尤指南卡罗来纳滥治亚、亚
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
（注 2）②美国黑人领袖。
第七个星期二——谈论对衰老的恐惧
莫里输掉了这场较量。现在得有人替他擦洗屁股了。
他以一种特有的勇气去面对这个现实。当他上完厕所后无法自己擦洗时，他把
这一最新的情况告诉了康尼。
“让你帮我擦洗你会觉得难堪吗广
她说不会。
我觉得他不同寻常，因为他最先求助的是康尼。
这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莫里承认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完全向疾
病屈服的表现。现在连做最隐私，最基本的事情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上厕所，擦
鼻涕，擦洗自己的身体，除了呼吸和咽食外，他几乎一切都得依赖于别人。
我问莫里他是如何保持乐观态度的。
“米奇，这很滑稽，”他说。“我是个独立的人，因此我内心总在同这一切抗
争——依赖车子，让人替我穿衣服等等。我有一种羞耻感，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
们说，如果你不能自己擦洗屁股，你就应该感到羞耻。但我又想，忘掉文化对我们
的灌输。我的大半生都没有去理睬这种文化。我没有必要感到羞耻。这有什么关系
呢？
“你知道吗？真是太奇怪了，”
是什么？
“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
的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
，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
“这就像重新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
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
时的那份乐趣罢了。
“事实上，当母亲搂抱我们，轻摇我们，抚摸我们时——我们没人嫌这份呵护
太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渴望回到完全由人照顾的年代去——这是一种无保
留的爱，无保留的呵护。许多人都缺少这份爱。
“我就是。”
我望着莫里，顿时明白了他为什么喜欢我探过身去帮他扶正话筒、抬抬枕头或
擦拭眼睛。人类的接触。七十八岁的他像成人那样给予，又像孩子那样接受。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谈到了年龄和衰老。或者说谈到了对衰老的恐惧——另一
个列在我的目录上，困惑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我从波士顿机场开车来这儿的路
上，注意到了许多印着俊男靓女的广告牌。一个英俊的牛仔在抽香烟，两个漂亮的
姑娘对着洗发水嫣然而笑，一个举止撩人的女郎穿着敞开扣子的牛仔裤，一个身穿
黑丝绒礼服的性感女子和一个身穿无尾礼服的男子依偎在苏格兰威士忌的酒杯旁。
我从未在广告牌上见过年龄超过三十五岁的模特。我对莫里说，虽然我竭力想
停留在华年的巅峰，但我已有了桑榆暮景的感觉。我经常锻炼，注意饮食结构，在
镜子里查看有没有自发。我从原来颇为自己的年龄自豪一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少年有
成——到不愿提起年龄，害怕自己步人不惑之年后就再也没有事业上的成就感了。
莫里以一种更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年龄问题。
“那是因为人们过于强调了年轻的价值——我不接受这种价值观，”他说。“
我知道年轻也会是一种苦恼，所以别向我炫耀年轻的魅力。那些来找我的孩子都有
他们的烦恼：矛盾、迷惘、不成熟、活着感到累，有的甚至想自杀……
“而且，年轻人还不够明智。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很有限。如果你对生活一无所
知的话，你还愿意一天天过下去吗？当人们在影响你，对你说使用这种香水可以变
得漂亮，或穿这条牛仔裤可以变得性感时，你往往就相信了。其实那都是胡扯。”
你从来没有害怕过变老？我问。
“米奇，我乐于接受老。”
乐于接受？
“这很简单。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阅历也更加丰富。如果你停留在二十二岁
的年龄阶段，你就永远是二十二岁的那般浅薄。要知道，衰老并不就是衰败。它是
成熟。接近死亡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你意识到这个事实后，它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
，你会因此而活得更好。”
是啊，我说，可如果变老是那么有价值的话，为什么人们总说，“啊，但愿我
变得年轻。”你从来没有听人这么说过，“但愿我已经六十五岁了。”
他笑了。“你知道这反映了什么？生活的不满足，生活的不充实，生活的无意
义。因为你一旦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你就不会想回到从前去。你想往前走。你想看
得更多，做得更多。你想体验六十五岁的那份经历。
“听着，你应该懂得一个哲理。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懂得这个哲理。如果你一直
不愿意变老，那你就永远不会幸福，因为你终究是要变老的。
“米奇？”
他放低了声音。
“事实是，你总是要死的。”
我点点头。
“这不取决于你对自己怎么说。”
我知道。
他神态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接着叫我帮他调节一下枕头的位置，他的身体需要
不停地挪动，不然会难受。他整个人凹陷在那只堆满了白枕头、黄海绵和蓝毛巾的
躺椅里。一瞥之下，你会以为莫里是在被装箱送去海运呢。
“谢谢，”我移动枕头时他对我低声说。
没关系，我说。
“米奇，你在想什么？”
我迟疑了一下。好吧，我说。我在想你怎么一点也不羡慕年轻、健康的人。
“哦，我想我是羡慕他们的。”他闭上了眼睛。“我羡慕他们可以去健身俱乐
部，可以去游泳，可以跳舞。尤其是跳舞。但当这种感情到来时，我先感受它，然
后便离开它。还记得我说过的超脱吗？离它而去。对自己说，‘这是忌妒，我要离
开它。’然后我就离开了。”
他又咳嗽起来——一阵声音刺耳的长咳——他把一张手中纸递到嘴边，无力地
吐着痰。坐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比他要强壮得多——多么荒唐可笑的念头——我觉
得能把他提起来像一袋面粉一样扛在肩上。我为这一优越感而感到害臊，因为在其
它任何方面我一点也不比他优越。
你怎么一点也不羡慕……
“什么？”
我？
他笑了。
“米奇，老年人不可能不羡慕年轻人，但问题是你得接受现状并能自得其乐。
这是你三十几岁的好时光。我也有过三十几岁的岁月，而我现在是七十八岁。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
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
他长吁了口气，垂下眼睛，好像注视着他的呼吸消散在空气里。
“实际上，我分属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我是个三岁的孩子，也是个五岁的孩子
；我是个三十七岁的中年人，也是个五十岁的中年人。这些年龄阶段我都经历过，
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
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然赋于我的一切权力。我属
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
我点点头。
“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
＊
“命运屈从于
无数个种类：只有一个
会危及它自己。”
——w·H·奥登
莫里最喜欢的诗人
第八个星期二——谈论金钱
我把报纸举到莫里面前，他看见了上面的一行字：
我不想在我的墓碑上写着
“我从未拥有过广播网。”
莫里笑了，然后摇摇头，早晨的阳光从他背后的窗户照射进来，落在窗台上那
盆木槿的淡红叶子上。这句话是亿万富翁。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创始人，媒体大亨特
德·特纳写的，他为未能在公司的一笔大买卖中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网而
哀叹。我今天早上把这条新闻告诉莫里是因为我突发奇想，要是特纳发觉自己处于
莫里的境地，呼吸渐渐地衰竭，躯体慢慢地变成石头，日子一天天地从日历上划去
——他还会为失去广播网而大恸大悲吗？
“这是同一个问题，米奇，”莫里说。“我们树立了错误的价值观，从而对生
活产生了一种幻想破灭的失落感。我认为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莫里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他现在时好时坏。今天的情况算是不错。前一天晚上
，当地的一个清唱组合来为他作了表演，他异常兴奋他讲述着这件事，似乎上门来
为他演唱的是黑斑组合（注 1）。莫里患病前就十分喜爱音乐，如今这份爱好更强
烈了，音乐会感动得他热泪盈眶。他有时在晚上听歌剧，闭上眼睛陶醉在激昂的歌
声中。
“米奇，你昨晚要是来听就好了。他们唱得棒极了！”
莫里一向很容易满足，唱歌，跳舞，欢笑对他来说都是莫大的乐趣。如今，物
质生活对他越来越无所谓了。人死的时候，人们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莫
里似乎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国家提倡灌输的教育形式，”莫里叹道。“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灌输的吗
，他们对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做法。拥有得越多越好。钱越多
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
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
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无论我生活在哪里，我都会遇到一些对新的东西充满了占有欲的人，想拥有
新的汽车，想拥有新的财产，想拥有新的玩具。然后沾沾自喜地向你炫耀：‘猜我
得到了什么？猜我得到了什么？’
“你知道我对此是怎么解释的？这些人都渴望得到爱，但又得不到，于是就接
受了这些替代品。他们乐于接受物质的东西，期望能得到类似于拥抱的感情回报，
但这是行不通的。你无法用物质的东西去替代爱，善良、温柔或朋友间的亲情。
“钱无法替代温情，权力也无法替代温情，我能告诉你，当我坐在这儿等待死
亡时，当你最需要这份温情时，金钱或权力都无法给予你这份感情，不管你拥有多
少财富或权势。”
我环视莫里的书房。它同我第一次见到时的一模一样。书排放在书架的老地方
。纸凌乱地堆满了那张；日的书桌。其它的房间也没有什么改善。事实上，莫里有
很长时间，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添置过新的东西——除了医疗器械。他得知自己患上
不治之症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完全放弃购物欲的那一天。
因此，电视机还是老牌子，夏洛特开的那辆车还是原来的型号，盘子、银器和
毛巾——都是旧的。然而，这屋子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充满了爱。教诲和交流
，它充满了友谊，柔情，但然和眼泪。它充满了同事，学生、默念师，治疗专家，
护士和歌手。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它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尽管莫里银行帐户
上的数字在急剧地减少。
“这个社会在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很感困惑的，”莫里说。“你
需要的是食物，而你想要的却是巧克力圣代。你得对自己诚实。你并不需要最新的
跑车，你并不需要最大的房子。
“实际上，它们不能使你感到满足。你知不知道真正使你感到满足的是什么吗
？”
是什么？
“给予他人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听起来像个童子军。
“我不是指金钱，米奇，我是指你的时间，你的关心，你的闲谈。这并不难。
这儿附近开办了一个老年学校，几十个老年人每天去那儿。如果你年轻而且又有专
长，学校就会请你去讲课。你在那里会很受欢迎。那些老人非常感激你，你给予了
别人，于是你开始赢得别人的尊敬。
“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你不需要有非凡的才能。医院和避难所里那些孤独的人
只想得到一点陪伴。你和一个孤独的老头打打牌，你就会发现新的生活价值，因为
人们需要你。
“还记得我说过的关于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的话吗？我曾经把它写了下来；但现
在我已经能背了：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
标和意义的创造。
“你瞧，”他咧嘴笑道，“里面没有提到薪水。”
我把莫里说的记在了黄拍纸簿上。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想让他窥视我的眼睛，
不想让他揣摸出我的心思。我在想，毕业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追求他所摈弃的东
西——更大的玩物，更好的住房。由于我处在那些腰缠万贯、名声显赫的体育明星
当中，因此我对自己说我的需求还是很现实的，同他们相比，我的欲望简直微不足
道。
这是烟幕。莫里一针见血他说过。
“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
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
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我就要死了，是吗？”
是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的问题？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
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
刀”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的健康。
“只要你做的是发自内心的，你过后就不会感到失望，不会感到妒忌，也不会
计较别人的回报。否则，你就要患得患失。”
他咳嗽起来，伸手去拿椅子上的铃。他抓了几下也没拿住，最后我把它递到了
他手里。
“谢谢，”他低声说。他无力地摇了摇铃，想叫康尼进来。
“这位特纳老兄，”莫里说，“他就不能在他的墓碑上写些别的？”
＊
每天晚上，当我睡着时，我便死去了，第二天早晨，
当我醒来时，我又复活了。
——圣雄甘地
第九个星期二——谈论爱的永恒
树叶开始变颜色了，把西纽顿的林中骑马道染成了一幅金黄色的画。底特律那
边，工会发动的那场战争陷入了僵局，双方都指责对方对谈判没有诚意。电视上的
新闻也同样令人沮丧。在肯塔基，三个男子从公路桥上往下扔墓碑石块，石块击碎
了从下面驶过的一辆汽车的玻璃窗，砸死了一个同家人一起去朝圣的十几岁女孩。
在加州，0·J·辛普森一案正接近尾声，全国上下似乎都在关注这件事。就连机场
里的电视机也都在播放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使你进出机场时也能了解这一案子的最
新动态。
我给西班牙的弟弟打了几次电话，留话说我真的很想同他谈谈，我一直在想我
们俩的事，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他短短的留言，说他一切都好，但他实在不想谈
论病情，很抱歉。
对我的教授来说，折磨他的倒不是对病情的谈论，而是疾病本身。就在我上次
探访他之后，护士给他插了导尿管，他的小便通过管子流进椅子旁边的一个塑料袋
。他的腿需要不停地按摩（虽然他的腿不能动弹，但依然有疼痛感，这是这种疾病
又一个既残酷又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征），他的脚也必须悬离海绵垫子几英寸，否则
的话就像有人在用叉子戳他的脚，往往谈话进行到一半时，他就要让来访者移动一
下他的脚，或调整一下他埋在花色枕头里的头的位置。你能想象头不能动弹的情形
吗？
每次去看他，莫里总显得越来越坐不直身子，他的脊椎已经变了形。但每天早
上他还是坚持让人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用轮椅推他进书房，留他与那些书本，纸张
和窗台上的木槿在一起。他在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里发现了某些带有哲理性的东西。
“我把它总结进了我的格言，”他说。
说给我听听。
“当你在床上时，你是个死人。”
他笑了。只有莫里能笑对这种苦涩的幽默。
他经常收到“夜线”节目的制作人员以及特德本人打来的电话。
“他们想再制作一档节目，”他说。“但他们说还想等一等。”
等到什么时候？等你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许吧。反正我也快了。”
别说这种话。
“对不起。”
我有些忿然：他们竟然要等到你的最后阶段。
“你感到生气是因为你在守护我。”
他笑了。“米奇，也许他们是想利用我增加点戏剧效果。没什么，我也在利用
他们。他们可以把我的信息带给数以万计的观众。没有他们我可做不到这一点，是
不是？所以，就算是我的让步吧。”
他咳嗽起来，接着是一阵长长的喘气。末了，一口痰吐在了揉皱了的手中纸里。
“反正，”莫里说，“我让他们别等得太久。因为我的声音很快就会消失的。
它一旦侵入我的肺部，我就不能开口了。我现在说上一会儿就要喘气。我已经取消
了很多约会。米奇，许多人想来探望我，可我感到太疲倦了。如果我不能集中精力
和他们交谈，我就帮不了他们。”
我看了一眼录音机，心里有一种负罪感，好像我是在偷窃他所剩无几的。宝贵
的说话时间。“我们就此结束好吗？”我问。“你会不会太累？”
莫里闭上眼睛，摇摇头。他似乎在熬过一阵无声的痛楚。“不，”他最后说。
“你和我得继续下去。
“你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们的最后一篇。
“我们得完成它。”
我想起了我们在大学里共同完成的第一篇论文。当然，那是莫里的主意。他说
我可以写一篇优等生论文——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此刻，我们在这里重复着十几年前的事。先立一个论点。由一个垂死的人对一
个活着的人讲述他必须知道的东西。只是这一次我的论文没有时间的限制。
“昨天有人向我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莫里望着我身后的一块壁毯说，壁
毯上拼着一条条朋友们为他七十大寿而写的题词。每一块拼贴上去的布条上都绣着
不同的话：自始自终。百尺竿头。莫里——心理永远最健康的人！
什么问题，我问。
“我是不是担心死后会被遗忘？”
你担心吗？
“我想我不会。有那么多人亲近无比地介人了我的生活。爱是永存的感情，即
使你离开了人世，你也活在人们的心里。”
听起来像一首歌——“爱是永存的感情。”
莫里咯咯地笑了。“也许吧。可是，米奇，就拿我们之间的谈话来说吧，你有
时在家里是否也会听见我的声音？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或在飞机上？或在车子里？”
是的，我承认说。
“那么我死了以后你也不会忘记我的，只要想起我的声音，我就会出现在那儿
。”
想起你的声音。
“如果你想掉几滴眼泪，也没关系。”
莫里，他在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就想叫我哭。“有那么一天我会打动你的心肠的
，”他常对我说。
好吧，好吧，我说。
“我决定了我的碑文怎么写，”他说。
我不想听见墓碑这个词。
“为什么？它让你感到紧张？”
我耸了耸肩。
“那我们就别提它。”
不，说下去。你决定怎么写？
莫里咂了咂嘴唇，“我想这么写：一个终生的教师。”
他等着让我去回味这句话。
一个终生的教师。
“好吗？”他问。
是的，我说，好极了。
我喜欢上了进门时莫里迎向我的笑脸。我知道，他对其他人都这样。可他能使
每个来访者都感觉到他迎向你的笑是很独特的。
“哈哈，我的老朋友来了，”他一看见我就会用含混、尖细的声音招呼我。可
这仅仅是个开头。当莫里和你在一起时，他会全身心地陪伴你。他注视着你的眼睛
，倾听你的说话，那专心致志的神态就仿佛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人。要是人们每天的
第一次见面都能像遇见莫里那样——而不是来自女招待，司机或老板的漫不经心的
咕哝声，那生活一定会美好得多。
“我喜欢全身心地投入，”莫里说。“就是说你应该真正地和他在一起。当我
现在同你交谈时，米奇，我就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谈话上。我不去想上个星
期我们的会面，我不去想星期五要发生的事，我也不去想科佩尔要制作的另一档节
目或我正在接受的药物治疗。
“我在和你说话。我想的只有你。”
我回想起在布兰代斯的时候，他在小组疗程课上常常教授这一观点。我那时候
颇不以为然，心想这也算是大学的课程？学会怎样集中注意力？这有多少重要性可
谈的？可我现在意识到它要比大学里的其它任何一门课都来得重要。
莫里示意我把手伸给他，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愧意。坐
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理由去哀叹自己的痛苦和不幸的老人；只要他想这么做，他可
以用醒来后的每一分钟去触摸他日益枯谢的躯体，去计算他呼吸的频率。然而，有
那么多人仅仅为了一些琐事而如此的自我专注，他们的眼光只停留在你身上三十秒
钟便游离开去。他们早已驰心旁骛——给某个朋友打电话，给某个地方发传真，或
跟某个情人约次会。只有当你的话说完时，他们才猛地回过神来，和你“嗯嗯啊啊
”、“是的是的”地敷衍几句。
“问题的部分症结，米奇，在于他们活得太匆忙了，”莫里说。“他们没有找
到生活的意义所在，所以忙着在寻找。他们想到了新的车子，新的房子，新的工作
。但过后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同样是空的，于是他们重又奔忙起来。”
你一旦奔忙起来，我说，就很难再停得下。
“并不怎么难，”他摇摇头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当有人想超我的车� |